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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全球目光聚焦于关税的数字波动，以及人工智能等显性科技竞争时，塑造未来世界格局乃以及权力分布的多个关键领域，实则隐于聚光灯之外。中国正以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在海底资源开发、外太空探索、互联网空间治理与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等“棋盘”上落子。而这也正改变大国博弈的规则和维度。
近日，美国前商务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伊丽莎白·伊考诺米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中国已将深海、北极、外太空、互联网空间等视为未来全球权力的关键领域，并通过“硬实力”的建设与制度等“软实力”相结合的方式加速布局。中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清晰，那就是在大国围绕新领域竞争格局形成的初期，就确立主导地位，进而影响下一轮全球规则的制定。
文章分析称，尽管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警惕中国的一些制度方案。但中国依托基础设施输出、市场联通与发展融资，已经成功在新兴经济体中拓展了合作空间。一方面，中国积极在现有治理机制中争取话语权，另一方面还会打造能体现自身治理理念的新平台。相比之下，美国在相关领域存在技术能力滞后与战略模糊的问题，缺乏对关键领域的系统性竞争路线图。
作者认为，若美国无法重塑技术与制度优势、恢复其作为开放透明秩序维护者的公信力，未来在国际体系的权力塑造中，很可能逐渐让位于中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国与世界项目”的联合主任和哈格罗夫高级研究员，2021年至2023年任美国商务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
当中国货船“伊斯坦布尔桥号”（Istanbul Bridge）于2025年10月13日在英国费利克斯托港（Felixstowe）靠岸时，这一到来看上去也许并不起眼。英国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两国间的船只全年往来不断。
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该船所采取的航线——这是第一艘通过北冰洋直接驶往欧洲的中国大型货船。这次航行只用了20天，比传统经由苏伊士运河或绕好望角的航线快了数周。北京称此举是地缘战略上的突破，也是对供应链稳定的贡献。然而，更重要的信息却未明说：即中国在全球权力新领域中的经济与安全雄心的广度。
中欧北极快航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实践成果，将为中国高端制造、跨境电子商务、新能源等产业，提供新的国际物流选择。图源：央视新闻
中国在北极的努力只是“冰山一角”。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瞄准前沿领域展开竞争：深海、两极、外层空间，以及前人民军官徐光裕所描述的“权力领域与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如今包括互联网空间和国际金融体系。这些领域构成了全球权力的战略基础。
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决定着对关键资源的获取、互联网的未来、从印制世界储备货币中获得的诸多利益，以及抵御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当大多数分析人士将注意力集中在竞争的表象——关税、半导体供应链封锁和短期技术竞赛——时，中国正在建设将在未来几十年定义国际格局底层体系的能力与影响力。这样做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恢复自身中心地位梦想的核心。中国领导人强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中国已为这场竞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它以一致的逻辑与方法来应对这些前沿领域。它在必要的硬实力方面投入资金。它与其他几个国家建立合作，使自身嵌入各类国际机构，并向这些机构大量输送中国专家，由他们推动变革。如果无法改造现有机构，它就新建机构。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中国不断试验不同的平台并以新的方式部署能力。
美国的决策者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意识到，中国在构建当今世界关键领域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而现在，他们又有可能忽视中国致力于主宰未来世界的承诺。换句话说，美国不仅正在放弃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而且在争夺定义下一个国际体系的战斗中正在落后。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自身的深海海底采矿研究。其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了可以有效的进行海底采矿与勘测的潜水器和设备原型。1990年，北京成立了国家海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简称COMRA），以协调其在国际水域的海底勘探与采矿。
从2011年起，中国将海底采矿能力纳入其五年规划之中。2016年，北京通过了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旨在发展中国的科学能力与商业能力，并为参与有关海底资源的国际谈判提供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至少建立了12家专门从事深海研究的机构，并建成了全球顶级规模的民用科研船队。
上海交通大学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开拓二号”海试现场。图源：新华社
中国领导人将深海海底列为中国领导力的重点领域之一。2016年5月，中国领导人强调：“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
中国已经主导了稀土元素的陆上全球供应链，而在深海海底采矿方面取得领先只会促进强化其对这些矿物的锁喉式控制。深海海底采矿还将推动中国另一项安全战略需求：通过促进海底测绘和铺设海底电缆，从而用于支持海军与潜艇作战。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表示：“深海本没有路，我们走出来就是路。”
随着中国国内能力的扩张，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ISA）中的角色也在扩大。自2001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在担任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该理事会由36名成员组成、负责就采矿条例、合同批准以及环境监管作出关键决定）成员国。
中国为该机构提供了大量支持，包括提交文件、对草案提出意见，并将本国专家与官员安排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关键技术岗位中；它还为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供了比任何国家都多的资金支持。中国已经将自身置于一个能够更大程度塑造深海资源勘探与开发规则体系的位置。中国企业已经从国际海底管理局获得了五份海底采矿勘探合同——为各国之最。
中国的海洋研究机构与ISA其他成员国在海底资源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有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深海探测、资源勘探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图源：Getty Imagies
此外，中国正积极利用其深海能力吸引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鼓励那些需要中国平台、船只或加工能力的国家与企业与中国保持一致。中国与库克群岛建立了科研伙伴关系，意图最终开发当地的海底矿产资源，并正在与基里巴斯探讨类似协议。2020年，北京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合作，在青岛设立了一个培训与研究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实践经验（如水下航行器操作）以及联合研究机会。而在金砖机制内，中国试图通过在杭州设立金砖深海研究中心来推动合作。
然而，中国在此过程中也遭遇了困难。尽管启动了多项合作倡议，中国仍属于主张更快速推进采矿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未能说服金砖国家伙伴：巴西支持十年预防性暂停，南非要求强有力的环境与经济保护框架。印度虽倾向于更快发展、但对中国使用科研船只进行军事目的仍心存警惕。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包括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帕劳）则担忧中国深海调查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动机。
尽管中国尚未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赢得“规则制定之战”，但它并没有停下脚步。中国正大力投资军民两用的深海采矿技术——如自主水下航行器与载人潜水器，这些技术既可用于商业海底采矿，也可正如一位中国军事分析家所言那样，用于攻击对手的大型舰队编组与海军基地。
深海显然不是中国领导人想要掌控的唯一前沿。2014年，中国宣示要成为一个极地强国。如同海底一样，北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蕴藏着全球约13%的未发现石油储量、30%的未发现天然气储量，以及大量稀土元素。
随着冰层融化，这里还将成为新的航运通道之所在——例如“伊斯坦布尔桥号”所采用的航线年的北极白皮书中，北京承诺通过开辟航道与投资当地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极地丝绸之路”。中国也重新定义北极治理议题，将其扩展至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问题，并推动提升非北极国家的权利。白皮书宣称：“北极的未来关系到北极国家的利益，也关系到非北极国家的福祉，更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北极治理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与贡献。”
北京对北极的兴趣并非新近才有。1964年，中国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其职责之一便是开展极地考察。中国的北极科研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加速发展。1989年，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极地研究所，并在整个90年代与21世纪初慢慢地增加北极科研能力与国际合作。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该理事会由加拿大、丹麦（包括格陵兰）、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以及原住民代表组成。此后，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最活跃的观察员之一，参与了广泛的工作组与特别工作队。中国研究人员持续主张：中国应在北极决策中扮演更大角色，因气候变化使北极成为全球公域议题，同时中国企业对于北极航运与能源至关重要。
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下，北极冰层融化开启了新航道，同时暴露了资源、航权与安全的角力。图源：新华社
中国的努力却遭遇阻力。北极国家愈发担心过度依赖中国投资及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加拿大、丹麦、冰岛与瑞典都曾拒绝或取消一系列中国在其领土上的北极项目。根据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2025年的一项研究，在中国提出的57个北极投资项目中，只有18个仍在进行。
然而，当民主国家大多对新的中国投资说“不”时，另一类国家却向中国敞开大门：俄罗斯。自2018年以来，中俄已将北极相关的双边磋商制度化。这种关系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尤为明显——当时俄罗斯与其他北极理事会成员基本陷入经济隔绝。此后，中国企业签署协议，参与开发俄罗斯的钛矿、锂矿，并建设新铁路与深水港。中俄两国在北极探索、商业与巡逻方面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自2022年起，两国已在白令海、楚科奇海与更广泛的北冰洋进行多次联合演习，还曾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组织联合轰炸机巡航。北京与莫斯科也合作推动金砖国家更直接地参与北极事务，共同成立金砖海洋与极地科技工作组，并且俄罗斯邀请这一机制参与在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建立国际科学站。
然而，中国的“外联”效果有限。巴西与印度对北极的参与主要是通过与俄罗斯的双边渠道。一些印度分析人士甚至公开表达了对中国在该地区角色扩张的担忧。尽管中俄看似立场一致，莫斯科却并未支持北京在北极治理中扩大角色的主张。双方的联合军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成分。
2020年，俄罗斯外交部北极理事会特别代表尼古拉·科尔楚诺夫（Nikolai Korchunov）赞同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说法，即国家分为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并暗示中国并无“北极身份”。同年，俄罗斯还以向中国提供与潜艇探测方法相关的机密资料为由，以叛国罪指控了一名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教授。
最后一个前沿：太空。早在1956年，中国就把航天探索视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紧随苏联和美国在1957和1958年先后发射卫星之后，中国于1970年4月发射了东方红一号进入轨道。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构建了一个由科学、经济与军事需求共同驱动的庞大航天计划。2000年，政府发布了首份航天白皮书，明确其太空战略重点：利用太空资源、实现载人空间飞行、并围绕月球开展探索任务。太空也是中国领导人特别重视的领域。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强调，“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始终追求的航天梦。”
2017年，中国制订了路线年成为世界领先的航天强国，并计划取得重大突破。如今中国确实做到了：除了不断推进商业航天，中国还发展了先进的太空作战能力，包括持续增长的侦察、通信与预警卫星星座。在中国已发射的700多颗卫星中，超过三分之一服务于军事目的。中国2022年的航天白皮书大力宣示了这些成果。
一些美国航天官员与专家认为，中国将在未来5—10年超越美国成为领先的航天大国，其中包括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以来首次将人类送往月球。
10月31日晚，搭载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一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图源：新华社
如同深海一样，中国显著的技术能力和这一前沿更开放的治理结构，使北京能够在太空事务中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已成为许多希望开展太空研究与探索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与26个国家签有双边合作协议，还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通过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开展实验。
然而，北京最具意义的太空领导力争夺，是其计划中的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该项目由中国与俄罗斯于2017年首次宣布，预计首先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永久基地，随后扩展为一个集轨道与地面设施于一体的网络，用于支持探索、资源开采和长期驻留。中国计划通过向参与国提供科研培训、合作机会以及部分中俄航天技术的使用权，让50个国家、500家国际科研机构和5,000名海外科研人员加入这一项目。为此，中国正通过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推介这一计划。
中国与莫斯科将“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定位为对抗美国主导的“阿耳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及其“阿耳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的替代方案——后者是华盛顿重返月球的努力。该协定由美国及其他七个国家于2020年建立，阐明了一系列非约束性原则与指南，内容涉及和平探索外层空间、利用太空资源、保护太空遗产、实现系统互操作性以及共享科学数据。协定的设计与现有的国际空间条约与公约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个国家签署。
一位中国高级专家将该协定形容为美国企图“殖民并在月球上建立主权”的行为。然而，中国在吸引国家加入自身项目方面相对不成功。除中俄之外，“国际月球科研站”仅吸引了11个国家参与，其中数个国家几乎没有航天计划，或仅处于萌芽阶段。加入ILRS的国家中，有两个（塞内加尔和泰国）后来也加入了“阿耳忒弥斯协定”。后者更具吸引力的原因有多方面：与ILRS不同，阿耳忒弥斯协定建立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其他国家之间既有的科学、安全与商业关系基础之上；它为较小国家提供了发展自身航天产业的机会；它提供了明确的透明性、互操作性与数据共享规范；并且不会使各国卷入俄罗斯与世界大部分经济及科学领域隔绝的困境。最后，与ILRS不同，签署阿耳忒弥斯协定的国家将有机会通过NASA的登月项目派遣本国宇航员登月。
中国在太空治理的更广泛策略上同样遇到困难。2022年，只有另外七个国家与中国一起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停止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此类试验会制造破坏性太空碎片）的决议。2024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在外层空间部署核武器的表决中选择弃权——除俄罗斯外，所有其他成员均支持该决议。北京与莫斯科起草的、旨在防止和限制外空武器化的自有条约草案，仅获得了少数国家（如白俄罗斯、伊朗、朝鲜）的支持。
然而，北京仍在推进。它继续推动自身的治理框架并投资与太空相关的技术。如果北京率先让人类重返月球，将获得强大的象征性优势，这将有助于其在太空竞赛中塑造规范与技术。
图为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图源：新华社
中国希望主导的不仅仅是物理领域。北京还希望统治网络空间。中国已成为电信领域的全球强国。中国领导人于2015年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使两家中国电信企业——华为（Huawei）与中兴通讯（ZTE）——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中按收入计算占据了约40%的份额。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世界多个地区的定位精度甚至高于GPS。中国的海底电缆技术也在快速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
北京还希望确立未来战略性技术的全球标准。其倡议（例如“中国标准2035”战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各类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参与人数与提案数量。根据《自然》（Nature）杂志的数据，仅在2022年，华为就向200多个标准组织提交了5000余项技术标准提案。一些外部观察者报告称，北京通过要求中国企业在投票中集体支持中国提案，并以财政奖励刺激企业提交建议，从而削弱了最佳实践，导致出现大量质量低劣的提案。
对中国而言，制定标准不仅关乎商业胜利，更在于确立有利的政治与安全规范。中国提出的“新互联网协议（New IP）”即是一例。2019年，华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共同将New IP提交至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化咨询组。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认为，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TCP/IP）——即当今数据传输的基础系统——将无法支撑未来互联网的需求，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广泛应用。
除了技术层面的考虑外，中国领导人认为，以美国设计协议为基础的当前互联网，体现了一种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这与北京的利益不符。相反，“新互联网协议”嵌入了国家控制机制。因此，“New IP”体现了中国试图将自身的技术与政治偏好硬性写入全球互联网的努力。
对中国这一提案，日本、美国、欧洲以及领先的互联网工程师们的负面反应来得极为迅速。专家们认为，现有系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演进，而“New IP”会将互联网分裂为由国家控制的网络。欧洲指出，现行协议并未阻碍人工智能或其他重要技术的发展。他们还认为，应该由既有的技术机构，而不是国际电信联盟，来制定标准。
中国努力从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争取对其愿景的支持。中国成立了金砖未来网络研究院，以协调6G、人工智能和新互联网协议的研发。中国还论证称，其提出的互联网协议如果与数字丝绸之路所提供的融资、设备和培训相结合，将有助于缩小新兴经济体的数字鸿沟。一小部分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站出来支持“new IP”提案。但在其他地区，热情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问题分析人士Henry Tugendhat和Julia Voo所观察的那样，一个国家是否获得数字丝绸之路援助，与其是否支持“new IP”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然而，中国的其他一些数字努力正在取得更大进展。许多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在与华为开展商业合作。而且中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新的提案和技术，为国家主导的互联网奠定基础。例如，华为已将“new IP”改名为“未来垂直通信网络与协议”（Future Ver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Protocols）。
近年来，中国帮助多个上合组织国家筑牢数智“基座”，完善数字经济的“大动脉”，持续加强网络通信、算力调度、数据处理等能力建设。图源：新华社
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最后剩下的支柱之一，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仍然是最常被交易的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为美国带来了多项优势：政府和企业的更低借贷成本、限制他国参与以美元计价交易的能力，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主导地位。
然而，中国致力于扩大全球对其货币人民币的使用，并将美元从其高位上拉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2009年与东盟、香港和澳门试点了人民币贸易结算计划。中国最初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并未取得进展，但其仍坚持推进。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与30多个国家扩展了货币互换安排，并在主要金融中心设立清算行来促进人民币交易。2015年，中国推出了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旨在提供一个替代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选择。如今，中国的支付系统已连接全球超过1700家银行。
与其他前沿领域相比，全球金融更有利于中国利用多边框架来推动其国家利益。北京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合作国在合同中接受人民币。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主张，要求“一带一路”参与国以人民币结算。这些努力正在奏效：截至2025年6月，中国双边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达到近29%。
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增强了中国的这些努力。2023年10月，在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中国强调说：“少数国家把金融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反复玩弄货币霸权，动辄挥舞金融制裁的大棒。”
世界上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朗和俄罗斯——显然已经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了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持采用本币结算以及建设互联互通的金砖支付体系，即使它们并未表现出削弱美元核心地位的兴趣。
与其他战略努力一样，中国推动本国货币的努力也遭遇挫折。按价值计算，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仅为2.9%，而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实际上已于2022年达到峰值2.8%，如今徘徊在2.1%左右。要实现人民币完全国际化，需要更高的资本项目开放度、金融自由化，以及更少的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
但中国也愿意在不扩大人民币使用的情况下，远离美元、扩大本币结算。在这一点上，中国确实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华盛顿将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外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比例已从2008年的49% 降至2024年的30%。
中国希望以反映中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方式改革国际体系，希望在深海、北极与太空的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希望创建一种能够巩固国家控制的新互联网协议；希望建立、投资并在一个不受美国与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开展贸易。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北京花费了数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数十年——集中调动大量国家和私人资源、培养人力资本、试图掌控现有机构并建立新的机构。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持之以恒：它耐心等待、不断调整策略，并在机会出现时及时抓取收益。
中国尚未赢得胜利。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努力仍有不足。世界尚未在任何一个领域全面接受中国的变革愿景。即便是中等收入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常声称代表的群体——也对北京的提议保持警惕。但中国的战略已在每一个前沿取得显著成果。北京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占据领先地位；它已确立自己在北极商业领域的领导者形象、获得军事准入，并正在重塑关于谁能参与其决策的叙事；
在太空领域，中国已将自身转变为顶尖的科学与军事力量；它正推动标准制定机构，为未来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构建与治理提供助力；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削弱了美元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并扩大了替代性支付体系的覆盖范围。而且，中国在这些领域积累的能力——无论是科学、外交、军事、制度还是基础设施层面——都将使其继续推进其愿景。因此，尽管目前仍有失败之处，北京不太可能改变航向，并将继续取得进展。
针对中国，美国有三种选择：1）退后一步，给中国想要的空间；2）试图寻求共同点；或3）积极竞争。第一种选项不可行，因为退却将削弱美国确保自身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能力的物质基础。第二种选项颇具吸引力，在深海和太空领域，两国确实可以扩大科研合作。但在大多数领域，两国愿景之间的差距过大，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弥合。
这就只剩第三种选择。但要竞争、捍卫或改善前沿领域的现有治理，美国必须重新建设其能力，并重塑其作为负责任全球领导者的声誉。华盛顿的硬实力能力——包括极地破冰船、深海采矿原型、金融支付创新、电信技术、登月与其他太空技术——要么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要么即将落后。要解决这一点，美国需要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投资。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这一方向迈出了一些初步步骤，他发布行政命令支持建造北极安全破冰船、放松对航天相关产业的监管、并支持将宇航员送往火星。特朗普的命令还支持深海海底采矿技术的发展。华盛顿也在支持稳定币等数字资产，以增强对美元的需求，同时在全球推广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但这些举措并未提供中国所给予其官员和产业的那种长期路线图。美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制定全面战略，其中要包含美国经济和安全目标的清晰愿景、对关键的近期硬实力能力的重大投资、以及对科研和技术开发的持续支持，以确保长期竞争力。
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将需要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创新的合作方式，类似于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领域推进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特朗普时期国防部与美国稀土公司MP Materials在稀土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还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确保这些领域的治理机构能够体现透明、开放和市场竞争的价值观。否则，美国将无法与中国那种“单方面宣称某一领域即为己有而改变该领域规则”的能力相匹敌。
华盛顿还必须重新确立自身作为负责任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例如，特朗普的关税战通过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经济中不可靠的仲裁者，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指出，威胁各国只会促使它们多元化其货币结构。特朗普政府威胁无视国际海底管理局关于海底采矿的禁令，将导致美国与许多盟友出现裂痕，并可能颠覆国际海底管理制度。这可能引发一场真正的“向海底竞赛”——考虑到自身能力，中国在这一竞赛中远比美国做好了准备。在互联网治理和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华盛顿将需要部署其全部技术、金融与外交工具，以促使其他几个国家接受美国的愿景。
美国仍有机会窗口来重申自身价值主张，并将世界与其领导力重新对齐。尽管特朗普的行为难以预测，华盛顿仍然是大多数政府更愿意选择的合作伙伴。但政府必须将其“美国优先”取向与不断走向多极化的世界现实协调起来，既要有交易式对外行为，也要有更广泛的战略框架，为其他几个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
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的阿耳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便提供了一个有用范本：该协定被定位为基于规则、透明、合作且包容，同时提供在空间法、资源治理、卫星数据等领域的能力建设规划。体现同样类型的创新、开放与真正伙伴关系的举措，使美国领导力区别于中国领导力，并为美国在国际体系尚未开辟的前沿领域维持影响力提供了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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